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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心里又发虚，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色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时间以后，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马厅长在会上说：“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形成对话。你坐在位子上，要让人家口报心服，那才是水平。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说话，天就会塌下来，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汤处长的职位，果然就免掉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马厅长开口说：“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马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花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强辩，还在强辩！”明明是他强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刘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一脸兴奋，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
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心里又发虚，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色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时间以后，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马厅长在会上说：“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形成对话。你坐在位子上，要让人家口报心服，那才是水平。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说话，天就会塌下来，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汤处长的职位，果然就免掉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马厅长开口说：“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马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花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强辩，还在强辩！”明明是他强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刘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一脸兴奋，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