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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日日跟我闹，他是想我辞工吧！但是我不会那么做，不是不想争一口气，而是无处可去。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有人同我说话：“颜小姐？”
我转过头去“咦，陆先生。”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心里有些高兴，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
他温和的笑“下班来轻松一下？”
“麻木一下。”我更正他。
“不介意我坐你身边？”
“欢迎之至。”我喝了一点酒，活泼起来，用手撑著头，微笑“请坐。”
法朗索娃说：“喂喂，这是我的位置。”
“滚开，”我说：“别吵。”对陆说：“那是我的同事，不必理他。”
“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
“简直没有中国人，只我一个。”我笑。
陆说：“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也同洋人差不多，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
“那么久？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
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不是说头痛吗？”
“去地狱。”我说。
陆笑“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
“外国人，不必对他们好。”我懒洋洋的说。
陆看看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
“如果你像我这样，天天受著洋气，你也会学我。”
“真的有那么多气受？”他笑。
我凝视他“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像我们这一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人才过剩，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况且各人学历又杂，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
他点点头。
“不好意思，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
“大家同胞，有话不妨说。”他幽默。
忽然之间我很感动。
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
三十岁的女人，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说不胜说，也无必要说，我忍下来。“吃过饭没有？”陆问。
“没有。”我盼望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吃。”他站起来。
议斯与法郎索娃，还有亚方素也在，都齐齐叫出来“喂喂，颜，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我与中国人去吃饭，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
如果妈妈听见，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我也费事多讲。
到了餐馆，酒意去了一半，有点窘，只好继续喝酒遮丑。
再下去我会醉，我知道大事不妙。
“别喝了，明天还上班呢。”陆温言的说。
我放下了杯子。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拿男人的薪水，做男人的工作，男人受得了，她也该受得了。
我感喟。
他说：“我会在香港留下来。”
“那很好，”我说：“你是反潮流的，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
他说：“找到工作，就不想离开。”
我一味点头，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
我想：妈妈要是看见他，那才高兴呢，准把他当乘龙快婿。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
我默默吃完饭，由他送我返家，这也是崭新的经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一声呼啸，便各散东西，哪有送到家这种事，不可能。
送到门口，居然有点依依不舍，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他双手插在袋里，等我开口。
我说：“今天晚上很高兴。”
“我也是。”他说。
我补上一句衷心话：“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我也是。”
我笑。“再见。”
“再见。”他说。
我又补一句“有机会，大家再见面。”
“好的。”他摆摆手。
那夜我虽然疲倦，但却没有入睡。
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恁地失眠。我不大失眠，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乾二净，痛痛快快人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再捱。
当下我想：那么好的男人，永远不再，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会不会约会我？
我长叹一声，唉。
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像小白兔，也只得去上班？
我有什么奢望？什么都没有，但愿地铁有空位，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于愿已足。
越活要求越低，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面觉得很闷。
今早日本人迟回，我往往希望他迟到，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么可怜。
有什么要求可言？
我伏在桌子上想。还有什么要求？
女秘书来说：“今天山本放假。”
我如得了什么甜头似的，大喜，像是释囚，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
怎么会这样？心中有一阵空虚，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这个人不上班，就乱成一团，不知何去何从。
真是生成一条贱命。
我伏在桌上太息。
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聊天。
印度人阿简跟我说：“听说你找到男朋友，而且是中国人？”
我摇摇头：“谁说的？”
“亚方素、法朗索娃他们，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
我默然。有这种事？旁观者清。
阿简说：“以你这种人才，颜回，为什么不出去找一份工作？省得在这里净受气。”
“你高估我了，我也不是净受气的，有薪水可支。”
“我们有家累，没法，走不动。”
他太太是中国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雪白雪白，并不似他。阿简是幸福的，做死也有个大前提，不比我们这些女人，赚了来赶紧花掉，拚死命的赚，又拚死命的花，如果不做，时间又怎么打发。
花地玛走过来“跟颜回说些什么..”
“颜回心情不大好，你同她说说清楚。”
花地玛坐下点根烟“心情为什么不好？”
我反问：“心情为什么要好？”
“为公为私？”花地玛喷出一口烟“为公为私都划不来。”
“我是你，我也这样说。”
“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你管他呢，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
“压得坏的。”我说。
“这里谁都不好过。”花地玛说。
我微笑：“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
“嫁了吧，中国男人对太太好，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其馀的男人没有这么好。”
“他会不会讨厌我？”我问花地玛。
她睁大眼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日本人？”
我不响。
“他讨厌你有什么关系？他爱上你才糟糕呢。”
我苦笑。
“找个男朋友是正经，去年一年嫁掉了施美美，还有玛运达。莉兹生了个女儿，你知道吗？”
她还没有结婚。
“我不同，”她自嘲“有几个中国人肯娶印度人？还有，本地又有多少个印度人？”
我不出声。想想又是，比我们更难。
“叫我回印度去嫁？开玩笑了。”她说。
我看见她的香烟喷出来，喷得一办公室都是，有时候觉得办公室似只臭烟灰缸。
我仍然不语。
“下了班去喝一杯。”她怂恿我。
“不去了。”我说：“想早些睡，天气这么冷，被窝真可爱。”
“听说你有中国男朋友？”
我摇头：“十划都没有一撇。”
“别不高兴，日本人的白眼，当伊是死的。”
“不是他。”
“又不是他？颜回，你说话越来越文。”花地玛伸个懒腰：“这几天才觉得自己老，你知道吗？竟起不了身，想当年十多岁的时候，别说是熬夜，三天只睡两个晚上，也闲事。”
我也觉得精力大不如前。
英国人纽卡素很少搭腔，但闻说，转过头来一笑。
花地玛反问：“笑什么？能帮忙就帮忙，别叫颜回跟著日本人吃苦。”
纽卡素举手投降：“这是大老板的主意，我哪里晓得那么多？咱们这些小豆子，跟你们一样，听人调派。”
我说：“花地玛，别乱代我求情，真的做不下去，可以不做，难道还会饿死不成？”
花地玛看我倔强得不领倩，便讪讪的说：“我开工了。”
我就是不会打蛇随棍上。
我脾气并不好，但偏偏不肯同人吵架。不是不会，而是不肯，谁也别想逼得我开口翻脸。怪来怪去，当然怪自家学艺不精，干嘛跟这些贩夫走卒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人家不把我当同类。
我用一枝笔在纸上乱画。
日本人的秘书又过来“山本有电话找你。”
“嗯。”我去听电话，这叫做遥远控制。
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我，说我把统计数目抄错，会累他受责。我去翻出底稿，果然错了，心中懊恼，不能宣之于言，怎么搞的，心思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年工作，从未出过这种小错，一向无瑕可击，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运数已绝？
我说了数十声“对不起”倒是由衷的。
平时丝毫不错，他还鸡蛋里挑骨头，如今手中有芝麻绿豆的证据，他能把我开除。这般诸多为难，是否叫我知难而退呢？
币了电话，我脸色更苍白，伏在桌子上。
电话铃又响，我接。“是颜回？”
哇！
我顿时精神一振，好比美人被困铁路轨上，遇超人来救。
我说：“是我，什么事？”
“中国人想约你吃晚饭。”
“几时？”我问：“快说！”
“今日明日与后日以及大后日。”
我自心中乐出来。“不过你的耳朵可苦了，我有大把苦水，要对你倾诉。”
“有什么苦？都是细节而已。”他笑。
“这个国际营内的生涯不好过。”我马上开始。
“整个地球上的生涯都不好过，今夜开始大家交换心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
阿简、花地玛、亚方素、纽卡索、法朗索娃他们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朝他们眨眨眼。
他们摇头说：“神秘的中国人，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
我按住电话筒，大声朝他们说：“去死吧！”
大家一起笑出来。
偏日日跟我闹，他是想我辞工吧！但是我不会那么做，不是不想争一口气，而是无处可去。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有人同我说话：“颜小姐？”
我转过头去“咦，陆先生。”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心里有些高兴，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
他温和的笑“下班来轻松一下？”
“麻木一下。”我更正他。
“不介意我坐你身边？”
“欢迎之至。”我喝了一点酒，活泼起来，用手撑著头，微笑“请坐。”
法朗索娃说：“喂喂，这是我的位置。”
“滚开，”我说：“别吵。”对陆说：“那是我的同事，不必理他。”
“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
“简直没有中国人，只我一个。”我笑。
陆说：“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也同洋人差不多，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
“那么久？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
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不是说头痛吗？”
“去地狱。”我说。
陆笑“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
“外国人，不必对他们好。”我懒洋洋的说。
陆看看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
“如果你像我这样，天天受著洋气，你也会学我。”
“真的有那么多气受？”他笑。
我凝视他“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像我们这一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人才过剩，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况且各人学历又杂，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
他点点头。
“不好意思，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
“大家同胞，有话不妨说。”他幽默。
忽然之间我很感动。
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
三十岁的女人，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说不胜说，也无必要说，我忍下来。“吃过饭没有？”陆问。
“没有。”我盼望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吃。”他站起来。
议斯与法郎索娃，还有亚方素也在，都齐齐叫出来“喂喂，颜，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我与中国人去吃饭，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
如果妈妈听见，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我也费事多讲。
到了餐馆，酒意去了一半，有点窘，只好继续喝酒遮丑。
再下去我会醉，我知道大事不妙。
“别喝了，明天还上班呢。”陆温言的说。
我放下了杯子。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拿男人的薪水，做男人的工作，男人受得了，她也该受得了。
我感喟。
他说：“我会在香港留下来。”
“那很好，”我说：“你是反潮流的，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
他说：“找到工作，就不想离开。”
我一味点头，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
我想：妈妈要是看见他，那才高兴呢，准把他当乘龙快婿。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
我默默吃完饭，由他送我返家，这也是崭新的经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一声呼啸，便各散东西，哪有送到家这种事，不可能。
送到门口，居然有点依依不舍，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他双手插在袋里，等我开口。
我说：“今天晚上很高兴。”
“我也是。”他说。
我补上一句衷心话：“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我也是。”
我笑。“再见。”
“再见。”他说。
我又补一句“有机会，大家再见面。”
“好的。”他摆摆手。
那夜我虽然疲倦，但却没有入睡。
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恁地失眠。我不大失眠，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乾二净，痛痛快快人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再捱。
当下我想：那么好的男人，永远不再，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会不会约会我？
我长叹一声，唉。
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像小白兔，也只得去上班？
我有什么奢望？什么都没有，但愿地铁有空位，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于愿已足。
越活要求越低，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面觉得很闷。
今早日本人迟回，我往往希望他迟到，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么可怜。
有什么要求可言？
我伏在桌子上想。还有什么要求？
女秘书来说：“今天山本放假。”
我如得了什么甜头似的，大喜，像是释囚，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
怎么会这样？心中有一阵空虚，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这个人不上班，就乱成一团，不知何去何从。
真是生成一条贱命。
我伏在桌上太息。
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聊天。
印度人阿简跟我说：“听说你找到男朋友，而且是中国人？”
我摇摇头：“谁说的？”
“亚方素、法朗索娃他们，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
我默然。有这种事？旁观者清。
阿简说：“以你这种人才，颜回，为什么不出去找一份工作？省得在这里净受气。”
“你高估我了，我也不是净受气的，有薪水可支。”
“我们有家累，没法，走不动。”
他太太是中国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雪白雪白，并不似他。阿简是幸福的，做死也有个大前提，不比我们这些女人，赚了来赶紧花掉，拚死命的赚，又拚死命的花，如果不做，时间又怎么打发。
花地玛走过来“跟颜回说些什么..”
“颜回心情不大好，你同她说说清楚。”
花地玛坐下点根烟“心情为什么不好？”
我反问：“心情为什么要好？”
“为公为私？”花地玛喷出一口烟“为公为私都划不来。”
“我是你，我也这样说。”
“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你管他呢，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
“压得坏的。”我说。
“这里谁都不好过。”花地玛说。
我微笑：“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
“嫁了吧，中国男人对太太好，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其馀的男人没有这么好。”
“他会不会讨厌我？”我问花地玛。
她睁大眼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日本人？”
我不响。
“他讨厌你有什么关系？他爱上你才糟糕呢。”
我苦笑。
“找个男朋友是正经，去年一年嫁掉了施美美，还有玛运达。莉兹生了个女儿，你知道吗？”
她还没有结婚。
“我不同，”她自嘲“有几个中国人肯娶印度人？还有，本地又有多少个印度人？”
我不出声。想想又是，比我们更难。
“叫我回印度去嫁？开玩笑了。”她说。
我看见她的香烟喷出来，喷得一办公室都是，有时候觉得办公室似只臭烟灰缸。
我仍然不语。
“下了班去喝一杯。”她怂恿我。
“不去了。”我说：“想早些睡，天气这么冷，被窝真可爱。”
“听说你有中国男朋友？”
我摇头：“十划都没有一撇。”
“别不高兴，日本人的白眼，当伊是死的。”
“不是他。”
“又不是他？颜回，你说话越来越文。”花地玛伸个懒腰：“这几天才觉得自己老，你知道吗？竟起不了身，想当年十多岁的时候，别说是熬夜，三天只睡两个晚上，也闲事。”
我也觉得精力大不如前。
英国人纽卡素很少搭腔，但闻说，转过头来一笑。
花地玛反问：“笑什么？能帮忙就帮忙，别叫颜回跟著日本人吃苦。”
纽卡素举手投降：“这是大老板的主意，我哪里晓得那么多？咱们这些小豆子，跟你们一样，听人调派。”
我说：“花地玛，别乱代我求情，真的做不下去，可以不做，难道还会饿死不成？”
花地玛看我倔强得不领倩，便讪讪的说：“我开工了。”
我就是不会打蛇随棍上。
我脾气并不好，但偏偏不肯同人吵架。不是不会，而是不肯，谁也别想逼得我开口翻脸。怪来怪去，当然怪自家学艺不精，干嘛跟这些贩夫走卒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人家不把我当同类。
我用一枝笔在纸上乱画。
日本人的秘书又过来“山本有电话找你。”
“嗯。”我去听电话，这叫做遥远控制。
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我，说我把统计数目抄错，会累他受责。我去翻出底稿，果然错了，心中懊恼，不能宣之于言，怎么搞的，心思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年工作，从未出过这种小错，一向无瑕可击，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运数已绝？
我说了数十声“对不起”倒是由衷的。
平时丝毫不错，他还鸡蛋里挑骨头，如今手中有芝麻绿豆的证据，他能把我开除。这般诸多为难，是否叫我知难而退呢？
币了电话，我脸色更苍白，伏在桌子上。
电话铃又响，我接。“是颜回？”
哇！
我顿时精神一振，好比美人被困铁路轨上，遇超人来救。
我说：“是我，什么事？”
“中国人想约你吃晚饭。”
“几时？”我问：“快说！”
“今日明日与后日以及大后日。”
我自心中乐出来。“不过你的耳朵可苦了，我有大把苦水，要对你倾诉。”
“有什么苦？都是细节而已。”他笑。
“这个国际营内的生涯不好过。”我马上开始。
“整个地球上的生涯都不好过，今夜开始大家交换心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
阿简、花地玛、亚方素、纽卡索、法朗索娃他们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朝他们眨眨眼。
他们摇头说：“神秘的中国人，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
我按住电话筒，大声朝他们说：“去死吧！”
大家一起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