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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 -->>
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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