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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最后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只是一个信仰者为支持信念而假想的，无数信仰者到最后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可能性”其中克尔凯郭尔便是一位，支持他的“可能性”在他生前没有出现，而他还是维持到了终点。卡夫卡也是一个例子，而在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中，他脑子里的修建长城的民工也是一例。我所受的教育似乎在表明这些民工是被逼上场的，因此在听我的老师讲课中并没有听出许多对他们有关苦行的赞美，倒是听出了许多“部分对整体的巨大作用”之类的赞美，他们仅仅作为劳动人民而受到好评，而这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评价。我不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怀着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心情去虔诚地做这微小的工作，甚至他们可能不清楚长城是用来抵御北方民族，因此我认为我所受的教育把他们往一个错误的方面估计地过于伟大，而忽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只是他们所信仰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而是当时的皇帝，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渴望，自己心中的上帝。很多人极其轻率地忽视了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他发现了他们的信仰，这个发现与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的发现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卡夫卡生前是崇拜克尔凯郭尔的，他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因此很容易地，我在恐惧与战栗和中国长城修建时又找到了等同性。而民工的信仰固然不及亚伯拉罕这个纯粹的信仰义士的伟大，卡夫卡写道：“他们精力衰竭，失去了所有对自己、对长城、对世界的信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的是：民工坚持了自己的行动，很多人坚持到自己苦行而死。而他们生前只是有一个盲目的信仰（尽管是值得称颂的），而这个信仰模糊，归结起来，是一种对皇帝的信仰，但皇帝对他们而言又是如此飘渺：“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看待皇帝，这样的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怀疑”而他们别无选择，苦行是被驱使的，而正是这个注定的苦行，决定了他们会拥有信仰，甚至成为一个纯粹的信仰义士，完成值得赞美的一生。
亚伯拉罕的苦行没有外力作用，而是一个用毅力完成的运动，而这正是他比修建长城的民工伟大的原因。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工的苦行是一种体力劳动，而他的是心理折磨，民工比他付出更多。所以这样来看，他们对信仰的伟大也是等同的，而我们更不必要把他分出谁更伟大。而较为明显的是，由于这种是否有外力驱使的差别，造成了另一类苦行，而这正是民工所没有的。那就是克氏提到的“有关信仰与其巨大激情的辨证搏斗方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先举少年d的例子。他等了两个月的信，在第一个月里，他产生了上帝考验他的想法之后，由于与亚伯拉罕的动人故事有了天衣无缝的吻合性，他的所想也必然与亚伯拉罕相似，当亚伯拉罕在爱子与杀子这两者——信仰与巨大激情的搏斗时，少年d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在第二个月到来之前，他必然做着无比痛苦的斗争，而这就是他苦行的内容。他必然在是否打那个电话之间徘徊，在刚开始，他满怀信念，这的确是上帝考验他而设下的苦行，后来，他等待的苦行变成了心理斗争的苦行，他对那封信肯定有着极大的幻想，他的愿望越被抑制，他的幻想就越诱人，他的心理斗争就越激烈，而他就越会蒙受更残酷的苦行，他在折磨自己。终于，他等到了第二个月，他看到自己一个月前的劳动，感到无比欣慰，他终于做成了这一个完美的运动，而这只是一个阶段，他还要继续苦行下去。
此时，亚伯拉罕的苦行也转为爱子与杀子的斗争中，从而，克尔凯郭尔又把它引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之中：是否符合伦理。“亚伯拉罕正准备献祭以撒，对于他的这一行动，合乎伦理的解释应是他恨以撒。”克尔凯郭尔又继续写道：“面对上帝的绝对关系，亲情关系被削弱了。”于是引出了真正的伦理问题：亚伯拉罕爱子也爱上帝，而他选择其一，爱上帝的时候，他的人伦道德也被剥削了，因为他成了杀子的凶手。
对于少年d来说，他处在崭新的社会，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他的伦理就是是否符合世俗，进而可以这么说，他的落后的信仰思想在这个社会是否还需要，或者，是否应该屏弃而去追求物质一点的东西。他违背了这个伦理。而他又是相当痛苦的：“这个悖论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就是他无法使自己理解发生的一切。”而少年d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为了追求自己虚无的信仰，同样会变得没有人情味，满面冰冷，甚至得罪最亲爱的父母和朋友，而他又注定处在这样的悲苦之中。
可是，少年d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人物。是的，与亚伯拉罕相比，他拥有的内心生活毫不逊色。而他仅仅是并未成为一个经典人物。
少年d为什么值得称颂？我要说的已经不是因为他有信仰，而是为什么要有信仰的问题。这时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新疑问：对上帝存在绝对义务吗？克尔凯郭尔在疑问二的结尾用了这样的概括：“存在对上帝的绝对义务，倘若如此，它就描述了那个悖论，即作为特殊性的独立个体高于普遍性，并作为特殊性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因此这也解决了我的终极问题：是否存在上帝？
这个时候，我的任务也该完成了，但是我不免又想到少年d的命运，他的隐匿、苦行的意义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永远也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于是我满怀恶意的给他设计另外一条途径：本来，按照先哲亚伯拉罕式的思路，他是要坚持下去，等到信来临，完成他对上帝一个段落的信仰，让他对他的信仰感到心安理得。但是由于年轻人的浮躁，我不得不让他走另一条路，至少是为了更让人理解。他打了那个电话，他终于突破了思想斗争，打了那个电话，询问了那封信的情况。假设那是封女孩的信，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女孩：“我收不到您的信呀。”少年d很可能会受到女孩热情的询问，之后是那封信迟来问题的解决。于是他收到了信，又收到了外加的女孩热情的祝福。他豁然开朗，而他又并未丧失信仰，他仍然是一个信徒。他也可以仍然是一个绝望的男孩，仍然是一个忠实的存在主义者，他做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我们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情节：亚伯拉罕与上帝商量，我不杀我的儿子，但我也绝对忠诚于您，可以这样吗？然后上帝同意，给了他一直羔羊代替儿子，于是他也两全其美。但最明显的是，这个故事失去了原来的美丽动人。本质来说，这使原来存在主义采取的态度完全丧失了：彻底绝望，疯狂追求，极其个人两全其美违背了克尔凯郭尔的初衷。少年d会受到心灵的惩罚：“因为他的回归变成了逃跑，他的获释放成为偶然，他得到的报偿就是耻辱，他未来的归宿或许是下地狱。”少年d打出那个电话之后，受到的必然是这样的折磨，巨大的自责和自卑导致了他精神的丧失。
但是，少年d与亚伯拉罕注定不同。先哲亚伯拉罕的信仰意识到了少年d这里会变成一种内心意识。亚伯拉罕是以一种绝对的信仰维持了一生，一百三十年。而少年d虽然有着极其相似的绝望，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借代，他其实是在一种信仰—苦行—怀疑—违背信仰—自责—重新信仰的轮回之中完成他的一生。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形式，一种有代表性的生活形式了。
得了最后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只是一个信仰者为支持信念而假想的，无数信仰者到最后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可能性”其中克尔凯郭尔便是一位，支持他的“可能性”在他生前没有出现，而他还是维持到了终点。卡夫卡也是一个例子，而在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中，他脑子里的修建长城的民工也是一例。我所受的教育似乎在表明这些民工是被逼上场的，因此在听我的老师讲课中并没有听出许多对他们有关苦行的赞美，倒是听出了许多“部分对整体的巨大作用”之类的赞美，他们仅仅作为劳动人民而受到好评，而这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评价。我不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怀着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心情去虔诚地做这微小的工作，甚至他们可能不清楚长城是用来抵御北方民族，因此我认为我所受的教育把他们往一个错误的方面估计地过于伟大，而忽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只是他们所信仰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而是当时的皇帝，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渴望，自己心中的上帝。很多人极其轻率地忽视了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他发现了他们的信仰，这个发现与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的发现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卡夫卡生前是崇拜克尔凯郭尔的，他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因此很容易地，我在恐惧与战栗和中国长城修建时又找到了等同性。而民工的信仰固然不及亚伯拉罕这个纯粹的信仰义士的伟大，卡夫卡写道：“他们精力衰竭，失去了所有对自己、对长城、对世界的信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的是：民工坚持了自己的行动，很多人坚持到自己苦行而死。而他们生前只是有一个盲目的信仰（尽管是值得称颂的），而这个信仰模糊，归结起来，是一种对皇帝的信仰，但皇帝对他们而言又是如此飘渺：“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看待皇帝，这样的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怀疑”而他们别无选择，苦行是被驱使的，而正是这个注定的苦行，决定了他们会拥有信仰，甚至成为一个纯粹的信仰义士，完成值得赞美的一生。
亚伯拉罕的苦行没有外力作用，而是一个用毅力完成的运动，而这正是他比修建长城的民工伟大的原因。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工的苦行是一种体力劳动，而他的是心理折磨，民工比他付出更多。所以这样来看，他们对信仰的伟大也是等同的，而我们更不必要把他分出谁更伟大。而较为明显的是，由于这种是否有外力驱使的差别，造成了另一类苦行，而这正是民工所没有的。那就是克氏提到的“有关信仰与其巨大激情的辨证搏斗方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先举少年d的例子。他等了两个月的信，在第一个月里，他产生了上帝考验他的想法之后，由于与亚伯拉罕的动人故事有了天衣无缝的吻合性，他的所想也必然与亚伯拉罕相似，当亚伯拉罕在爱子与杀子这两者——信仰与巨大激情的搏斗时，少年d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在第二个月到来之前，他必然做着无比痛苦的斗争，而这就是他苦行的内容。他必然在是否打那个电话之间徘徊，在刚开始，他满怀信念，这的确是上帝考验他而设下的苦行，后来，他等待的苦行变成了心理斗争的苦行，他对那封信肯定有着极大的幻想，他的愿望越被抑制，他的幻想就越诱人，他的心理斗争就越激烈，而他就越会蒙受更残酷的苦行，他在折磨自己。终于，他等到了第二个月，他看到自己一个月前的劳动，感到无比欣慰，他终于做成了这一个完美的运动，而这只是一个阶段，他还要继续苦行下去。
此时，亚伯拉罕的苦行也转为爱子与杀子的斗争中，从而，克尔凯郭尔又把它引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之中：是否符合伦理。“亚伯拉罕正准备献祭以撒，对于他的这一行动，合乎伦理的解释应是他恨以撒。”克尔凯郭尔又继续写道：“面对上帝的绝对关系，亲情关系被削弱了。”于是引出了真正的伦理问题：亚伯拉罕爱子也爱上帝，而他选择其一，爱上帝的时候，他的人伦道德也被剥削了，因为他成了杀子的凶手。
对于少年d来说，他处在崭新的社会，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他的伦理就是是否符合世俗，进而可以这么说，他的落后的信仰思想在这个社会是否还需要，或者，是否应该屏弃而去追求物质一点的东西。他违背了这个伦理。而他又是相当痛苦的：“这个悖论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就是他无法使自己理解发生的一切。”而少年d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为了追求自己虚无的信仰，同样会变得没有人情味，满面冰冷，甚至得罪最亲爱的父母和朋友，而他又注定处在这样的悲苦之中。
可是，少年d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人物。是的，与亚伯拉罕相比，他拥有的内心生活毫不逊色。而他仅仅是并未成为一个经典人物。
少年d为什么值得称颂？我要说的已经不是因为他有信仰，而是为什么要有信仰的问题。这时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新疑问：对上帝存在绝对义务吗？克尔凯郭尔在疑问二的结尾用了这样的概括：“存在对上帝的绝对义务，倘若如此，它就描述了那个悖论，即作为特殊性的独立个体高于普遍性，并作为特殊性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因此这也解决了我的终极问题：是否存在上帝？
这个时候，我的任务也该完成了，但是我不免又想到少年d的命运，他的隐匿、苦行的意义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永远也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于是我满怀恶意的给他设计另外一条途径：本来，按照先哲亚伯拉罕式的思路，他是要坚持下去，等到信来临，完成他对上帝一个段落的信仰，让他对他的信仰感到心安理得。但是由于年轻人的浮躁，我不得不让他走另一条路，至少是为了更让人理解。他打了那个电话，他终于突破了思想斗争，打了那个电话，询问了那封信的情况。假设那是封女孩的信，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女孩：“我收不到您的信呀。”少年d很可能会受到女孩热情的询问，之后是那封信迟来问题的解决。于是他收到了信，又收到了外加的女孩热情的祝福。他豁然开朗，而他又并未丧失信仰，他仍然是一个信徒。他也可以仍然是一个绝望的男孩，仍然是一个忠实的存在主义者，他做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我们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情节：亚伯拉罕与上帝商量，我不杀我的儿子，但我也绝对忠诚于您，可以这样吗？然后上帝同意，给了他一直羔羊代替儿子，于是他也两全其美。但最明显的是，这个故事失去了原来的美丽动人。本质来说，这使原来存在主义采取的态度完全丧失了：彻底绝望，疯狂追求，极其个人两全其美违背了克尔凯郭尔的初衷。少年d会受到心灵的惩罚：“因为他的回归变成了逃跑，他的获释放成为偶然，他得到的报偿就是耻辱，他未来的归宿或许是下地狱。”少年d打出那个电话之后，受到的必然是这样的折磨，巨大的自责和自卑导致了他精神的丧失。
但是，少年d与亚伯拉罕注定不同。先哲亚伯拉罕的信仰意识到了少年d这里会变成一种内心意识。亚伯拉罕是以一种绝对的信仰维持了一生，一百三十年。而少年d虽然有着极其相似的绝望，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借代，他其实是在一种信仰—苦行—怀疑—违背信仰—自责—重新信仰的轮回之中完成他的一生。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形式，一种有代表性的生活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