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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叫一些人来帮我们种地，就趁机霸占了我妈。
当时村里都闹翻了，议论我妈和村支书的事情，可我父亲好像没听见一样。村支书公然的跑到我家里来，和我妈在房间里睡觉，父亲就躲到后厢房去装病。那年我十岁，在院子里拿了一根木棍，冲了进去去打那个家伙，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干好事儿。这时，我看见了我的母亲，看见了她的脸。那是一张至今我看过的最悲哀的脸，她爱我，可以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再挖出来给我。可是现在她却被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压在底下。我抡起木棍就打，那个男人伸手挡，棍子都落在我妈身上。男人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妈让我出去。我不出去。妈就用她那最悲哀的眼神注视我，求我，强子，出去听妈话出去，很快就好了，听话。马上就完了。
呵，她叫我出去，她说，很快就完了。这个意思是说，床上的事，就是这件让我最屈辱的事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忍一下。这是我此生听到的最痛苦的话。一个母亲在别的男人胯下对儿子说，你忍着点儿，因为事情快完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叫不平等。什么叫不公正。我妈那张痛苦的脸让我明白，她不是在享受，而是在忍受。因为这种忍受能带来一点好处。这是对我母亲的性的强权，对的，就是性的强权。这是不公正的。当天晚上，我大喊大叫，母亲怕邻居听见，捂住我的嘴。父亲在一旁抽闷烟。我看见了，这是书记抽的那种烟，是书记留下给他的。我的父母让我懂事些，不要乱嚷。
那一天，母亲特地做了肉，让我满足。这是我久违了的肉，可是我吃了像人肉似的。我把肉碗掀翻，立即挨了母亲的耳光。我看到了她奇怪而严厉的眼神。父亲也把我拖到天井里，用我那根棍子揍我。我被屈辱浸透了。在我父母眼里，这件事并非不公平，至少是心甘情愿受辱的。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一切就得承受。我不明白，我所尊重的父母亲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吗，猪肉比母亲的身体更美丽吗。只要有交换，一切就是公平的。这就是所谓公正吗？
我不知道。我那比我小五岁的妹妹更不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可是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一样。这幅图画就是我们这些农村人的生活缩影。没有尊严，毫无价值，自生自灭，没人把我们当人。我相信，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没法子平等的，我认了。但人生出来后，还要遭受这样的不公平，我就不服。我这人和我父亲不同，倔强，聪明，凡事要问个明白。我在乡里上到中学就辍学了，因为我们交不齐几十块钱的学杂费。母亲被那个家伙抛弃了，谁也不再帮我们的忙，我们一无所有了。可是我很好学，我爱看书，我有一项本领，到村委会偷书看。我把那里的书全看光了，还是没人发觉我偷书。我把土耳其长毛兔养殖方法这样的书都看了，认的字比高中毕业的人还多。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更早死去。她太累了，一直患子宫脱垂，这是农村妇女劳累的常见病。但到后来她老出血，就死了。我告诉你，到死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病，我现在想，可能是宫颈癌，但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条件知道她患了什么病，连死了也不知道死因，是我们这些低下人群的特权。好像连恐惧也没有，因为不知道什么病。母亲后期一直喊痛，不停地流血，我们就递给她草纸擦。村里的诊所当子宫出血医，吃止痛片。母亲连止痛片都舍不得买，只到了最疼的时候吃，仿佛是回春的仙丹，好笑吧？母亲就这样吃着止痛片死去了。她死时对着我悲哀地喊，我背酸哪，强子，给我拿枕头来，我要枕头，我要多几个枕头可是没等我把枕头拿来，她就断气了。满地是沾着血的卫生纸，妹妹被吓得呆若木鸡。望着母亲发白的脸，我想，要是有枕头，她不会死。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关于母亲通奸得报应的传闻流传。我很绝望。我家没有钱，现在连名誉也没有了。我想，我妈是好人。但她没有好结果。她为什么要发生那件事呢？我父亲告诉我，我的学费实际上都是那个男人给的钱。我母亲的所有愿望都在于让我读书，为此她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可是母亲的方法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痛，这是读多少书都无法弥补的。最后我还是没有读成书，一半原因是因为我不再有学费，另一半是因为用母亲赚来的学费，我对读书这件事有了一种奇怪的仇恨。
但另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再进校门。我家从母亲死后，陷入一贫如洗的地步。因为欠杀猪税，还有村里把我们的宅基地和自留地也算成承包用地收钱，我们都没法交，村长和村委就算借钱给我们还，几乎是高利贷，以我们的地作抵押，两年后，我们的地就成了他们的了，就这样，这些人轻轻松松地剥夺了我们土地。在农村，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村干部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债权人。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我没有活路了，只好想别的办法。那时我看到过有人到山上砍树，于是我也悄悄地跑到山上，偷砍了一棵树，想运到山下买钱，可是还没运到山下就被村长的老婆发现了。我在派出所里被关了十天，出来后就被学校开除了。罚款一百块钱我交不起，又把我关了五天，还是交不起。我父亲去村长家给人跪，我终于出来了但是我很绝望。
于是我想到了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地方。我带上了已成年的妹妹，她叫张海英，我叫她英子。我们用仅存的钱买了票坐车离开了这里。打算去一个很多人去打工的大城市。火车在山洞里经过，一会儿黑一会儿白。我望着田野，哭了。我看到好多农民在田里扒着，像虫子一样。可是他们能得到多少东西呢？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看过很多书，生活不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来到了沈阳，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工作。但我没想到的是，英子的活比我的活还累。我有体力，能应付重活。但英子不行，她的活时间长，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有时厂里接了多的单子，就加班，一天做到十六小时，春儿为了赚钱忍下来了，但有的女工开始受不了了。她们从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然后吃饭，两点又开始干活到六点，吃完晚饭八点接着干，一直做到深夜十二点。一天才十块钱加班费。
你要是嫌钱少，老板就让你立即走人，因为工人多得是，工厂外面有成堆的女工攥着铁门等着这个工作，你一走马上就有人从那个门口进来顶替你。我怕英子受不了，让她别干了，她不肯。她说她要多赚些钱，回家把地赎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到这时候她还忘不了地。我说，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想回去种地了。可英子说，要不她就赚了钱回去开服装店，她要学做衣服。我说，你怎么老想回去的事儿，我不打算回去了。
英子经常头痛，她说她的头像被两只手撑裂了一样。那天傍晚，我去接她，想一起到街上看看。她从大门里走出来，摇摇晃晃的，眼神是呆的。她说有人敲她的头，头要炸开了。说着就蹲下来，在地上吐了出来。我吓坏了赶忙带她到医疗室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没什么问题，是工作太劳累导致的精神紧张，以致于发生植物神经紊乱。她很紧张，问这病会不会死。医生说不会，英子又问为什么会吐，医生说，跟晕车的道理一样，听了这话她才放心了。我感到她最近在心理上已经垮了，老是想病和死的事情。可是没过几天，她就晕倒在车间。我赶过去，看见她不省人事在躺在地上。这次我又被吓坏了，背她到医疗室，医生给她注射了葡萄糖水，她就慢慢地苏醒过来。
医生说，她这是休克。我问医生她怎么老是这样？医生说，看来她有低血糖的毛病。我说，她过去可不这样。医生想了想，说，她太累了。工厂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负荷。我知道她不能在厂子里再干下去了，不然她真的会死的。第二天，英子又晕倒了。我只好让她呆在宿舍里。我去找工头，说她干不了了，要辞工。工头说好啊，可是你这样炒我们鱿鱼，我们不能付她全额工资。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工头说这是规矩。他七除八扣，总有他的道理，拿到钱的时候，我算了一下，等于加班的活全白干了，她只拿到了正常上班的工钱。
我当时很生气，就又回工厂找那工头讲道理。他说没道理好讲，这是规定。我火了，跟他吵了起来。我说你们不是不缺人吗？你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人，有什么损失？他说他必须为培训工人付出代价。我不干，我说我们拚死拚活，应该拿到应有的钱。
他笑了，说，你们这些农村人怎么还不知足，你们在家赚多少钱？中国什么都贵，就是力气不贵，人不贵，明白吗？我们给你这些钱还是可怜你们了。他让我滚出去。我说你们太不讲理。他说这里不讲道理，只**则。他叫了保安要撵我出去，用手狠狠推我。我和保安打了起来，两个保安都被我撂倒在地上。我对工头说，我不想打人，求你多给我们一点工钱，因为我们是干了活的。他说扣除了各项应扣除的款项就剩这么多钱。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扣款，我只认我们干了多少天，就要拿多少钱。工头开始大骂我，在保安的帮助下，他用手推我，我倒在地上。他把脚踩在我身上，让我滚蛋。我和他扭打起来。
我终于忍不住了，揍了他几拳。马上有更多的拳头落到我身上。我被他们拖到一间黑屋子里，那屋子没有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有几个人进来，给我穿了一件像薄羽绒服一样的东西，然后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到我身上，我痛得满地打滚，哇哇大叫。我觉得打到我身上的还有皮鞋和棍子。打我的太约有七八个人，全都看不到脸。打了一阵儿后，他们问我还要不要工钱？我说要，他们又开始打我，我痛得好像骨头一根一根断了。他们打累了，又问我，敢不敢打工头，我说，不是我要打他，我只是来讨工钱。他们说，看来你很经打。又开始打我。这回把我扔来扔去，我在墙上撞来撞去。
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工厂的仓库里。那几个人脱掉了我的羽绒服，察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口。我这才知道他们给我穿羽绒服的原因，是为了打我的时候不在我的身上留下伤痕。他们很成功，我的身上没有伤痕，连淤青也没有。他们很高兴。其中一个长脸的家伙问我服不服？我说服什么？他笑了，你这小子到现在还不知道服什么？我说我要我的工钱。他说你他妈的要是明白，你就赶紧滚蛋。他们扒光了我身上的钱，把我装上车，载到离工厂几里外的荒地上扔下车，警告我要是在回来找事就打断我的腿。”
黄百义说到这停了下来，脸上带着一丝愤怒的微红“那最后您怎么办了，还有您妹妹呢？”我难抑好奇的问道，同时心里也充满的愤怒和同情。
针，叫一些人来帮我们种地，就趁机霸占了我妈。
当时村里都闹翻了，议论我妈和村支书的事情，可我父亲好像没听见一样。村支书公然的跑到我家里来，和我妈在房间里睡觉，父亲就躲到后厢房去装病。那年我十岁，在院子里拿了一根木棍，冲了进去去打那个家伙，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干好事儿。这时，我看见了我的母亲，看见了她的脸。那是一张至今我看过的最悲哀的脸，她爱我，可以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再挖出来给我。可是现在她却被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压在底下。我抡起木棍就打，那个男人伸手挡，棍子都落在我妈身上。男人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妈让我出去。我不出去。妈就用她那最悲哀的眼神注视我，求我，强子，出去听妈话出去，很快就好了，听话。马上就完了。
呵，她叫我出去，她说，很快就完了。这个意思是说，床上的事，就是这件让我最屈辱的事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忍一下。这是我此生听到的最痛苦的话。一个母亲在别的男人胯下对儿子说，你忍着点儿，因为事情快完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叫不平等。什么叫不公正。我妈那张痛苦的脸让我明白，她不是在享受，而是在忍受。因为这种忍受能带来一点好处。这是对我母亲的性的强权，对的，就是性的强权。这是不公正的。当天晚上，我大喊大叫，母亲怕邻居听见，捂住我的嘴。父亲在一旁抽闷烟。我看见了，这是书记抽的那种烟，是书记留下给他的。我的父母让我懂事些，不要乱嚷。
那一天，母亲特地做了肉，让我满足。这是我久违了的肉，可是我吃了像人肉似的。我把肉碗掀翻，立即挨了母亲的耳光。我看到了她奇怪而严厉的眼神。父亲也把我拖到天井里，用我那根棍子揍我。我被屈辱浸透了。在我父母眼里，这件事并非不公平，至少是心甘情愿受辱的。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一切就得承受。我不明白，我所尊重的父母亲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吗，猪肉比母亲的身体更美丽吗。只要有交换，一切就是公平的。这就是所谓公正吗？
我不知道。我那比我小五岁的妹妹更不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可是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一样。这幅图画就是我们这些农村人的生活缩影。没有尊严，毫无价值，自生自灭，没人把我们当人。我相信，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没法子平等的，我认了。但人生出来后，还要遭受这样的不公平，我就不服。我这人和我父亲不同，倔强，聪明，凡事要问个明白。我在乡里上到中学就辍学了，因为我们交不齐几十块钱的学杂费。母亲被那个家伙抛弃了，谁也不再帮我们的忙，我们一无所有了。可是我很好学，我爱看书，我有一项本领，到村委会偷书看。我把那里的书全看光了，还是没人发觉我偷书。我把土耳其长毛兔养殖方法这样的书都看了，认的字比高中毕业的人还多。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更早死去。她太累了，一直患子宫脱垂，这是农村妇女劳累的常见病。但到后来她老出血，就死了。我告诉你，到死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病，我现在想，可能是宫颈癌，但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条件知道她患了什么病，连死了也不知道死因，是我们这些低下人群的特权。好像连恐惧也没有，因为不知道什么病。母亲后期一直喊痛，不停地流血，我们就递给她草纸擦。村里的诊所当子宫出血医，吃止痛片。母亲连止痛片都舍不得买，只到了最疼的时候吃，仿佛是回春的仙丹，好笑吧？母亲就这样吃着止痛片死去了。她死时对着我悲哀地喊，我背酸哪，强子，给我拿枕头来，我要枕头，我要多几个枕头可是没等我把枕头拿来，她就断气了。满地是沾着血的卫生纸，妹妹被吓得呆若木鸡。望着母亲发白的脸，我想，要是有枕头，她不会死。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关于母亲通奸得报应的传闻流传。我很绝望。我家没有钱，现在连名誉也没有了。我想，我妈是好人。但她没有好结果。她为什么要发生那件事呢？我父亲告诉我，我的学费实际上都是那个男人给的钱。我母亲的所有愿望都在于让我读书，为此她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可是母亲的方法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痛，这是读多少书都无法弥补的。最后我还是没有读成书，一半原因是因为我不再有学费，另一半是因为用母亲赚来的学费，我对读书这件事有了一种奇怪的仇恨。
但另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再进校门。我家从母亲死后，陷入一贫如洗的地步。因为欠杀猪税，还有村里把我们的宅基地和自留地也算成承包用地收钱，我们都没法交，村长和村委就算借钱给我们还，几乎是高利贷，以我们的地作抵押，两年后，我们的地就成了他们的了，就这样，这些人轻轻松松地剥夺了我们土地。在农村，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村干部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债权人。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我没有活路了，只好想别的办法。那时我看到过有人到山上砍树，于是我也悄悄地跑到山上，偷砍了一棵树，想运到山下买钱，可是还没运到山下就被村长的老婆发现了。我在派出所里被关了十天，出来后就被学校开除了。罚款一百块钱我交不起，又把我关了五天，还是交不起。我父亲去村长家给人跪，我终于出来了但是我很绝望。
于是我想到了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地方。我带上了已成年的妹妹，她叫张海英，我叫她英子。我们用仅存的钱买了票坐车离开了这里。打算去一个很多人去打工的大城市。火车在山洞里经过，一会儿黑一会儿白。我望着田野，哭了。我看到好多农民在田里扒着，像虫子一样。可是他们能得到多少东西呢？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看过很多书，生活不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来到了沈阳，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工作。但我没想到的是，英子的活比我的活还累。我有体力，能应付重活。但英子不行，她的活时间长，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有时厂里接了多的单子，就加班，一天做到十六小时，春儿为了赚钱忍下来了，但有的女工开始受不了了。她们从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然后吃饭，两点又开始干活到六点，吃完晚饭八点接着干，一直做到深夜十二点。一天才十块钱加班费。
你要是嫌钱少，老板就让你立即走人，因为工人多得是，工厂外面有成堆的女工攥着铁门等着这个工作，你一走马上就有人从那个门口进来顶替你。我怕英子受不了，让她别干了，她不肯。她说她要多赚些钱，回家把地赎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到这时候她还忘不了地。我说，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想回去种地了。可英子说，要不她就赚了钱回去开服装店，她要学做衣服。我说，你怎么老想回去的事儿，我不打算回去了。
英子经常头痛，她说她的头像被两只手撑裂了一样。那天傍晚，我去接她，想一起到街上看看。她从大门里走出来，摇摇晃晃的，眼神是呆的。她说有人敲她的头，头要炸开了。说着就蹲下来，在地上吐了出来。我吓坏了赶忙带她到医疗室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没什么问题，是工作太劳累导致的精神紧张，以致于发生植物神经紊乱。她很紧张，问这病会不会死。医生说不会，英子又问为什么会吐，医生说，跟晕车的道理一样，听了这话她才放心了。我感到她最近在心理上已经垮了，老是想病和死的事情。可是没过几天，她就晕倒在车间。我赶过去，看见她不省人事在躺在地上。这次我又被吓坏了，背她到医疗室，医生给她注射了葡萄糖水，她就慢慢地苏醒过来。
医生说，她这是休克。我问医生她怎么老是这样？医生说，看来她有低血糖的毛病。我说，她过去可不这样。医生想了想，说，她太累了。工厂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负荷。我知道她不能在厂子里再干下去了，不然她真的会死的。第二天，英子又晕倒了。我只好让她呆在宿舍里。我去找工头，说她干不了了，要辞工。工头说好啊，可是你这样炒我们鱿鱼，我们不能付她全额工资。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工头说这是规矩。他七除八扣，总有他的道理，拿到钱的时候，我算了一下，等于加班的活全白干了，她只拿到了正常上班的工钱。
我当时很生气，就又回工厂找那工头讲道理。他说没道理好讲，这是规定。我火了，跟他吵了起来。我说你们不是不缺人吗？你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人，有什么损失？他说他必须为培训工人付出代价。我不干，我说我们拚死拚活，应该拿到应有的钱。
他笑了，说，你们这些农村人怎么还不知足，你们在家赚多少钱？中国什么都贵，就是力气不贵，人不贵，明白吗？我们给你这些钱还是可怜你们了。他让我滚出去。我说你们太不讲理。他说这里不讲道理，只**则。他叫了保安要撵我出去，用手狠狠推我。我和保安打了起来，两个保安都被我撂倒在地上。我对工头说，我不想打人，求你多给我们一点工钱，因为我们是干了活的。他说扣除了各项应扣除的款项就剩这么多钱。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扣款，我只认我们干了多少天，就要拿多少钱。工头开始大骂我，在保安的帮助下，他用手推我，我倒在地上。他把脚踩在我身上，让我滚蛋。我和他扭打起来。
我终于忍不住了，揍了他几拳。马上有更多的拳头落到我身上。我被他们拖到一间黑屋子里，那屋子没有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有几个人进来，给我穿了一件像薄羽绒服一样的东西，然后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到我身上，我痛得满地打滚，哇哇大叫。我觉得打到我身上的还有皮鞋和棍子。打我的太约有七八个人，全都看不到脸。打了一阵儿后，他们问我还要不要工钱？我说要，他们又开始打我，我痛得好像骨头一根一根断了。他们打累了，又问我，敢不敢打工头，我说，不是我要打他，我只是来讨工钱。他们说，看来你很经打。又开始打我。这回把我扔来扔去，我在墙上撞来撞去。
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工厂的仓库里。那几个人脱掉了我的羽绒服，察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口。我这才知道他们给我穿羽绒服的原因，是为了打我的时候不在我的身上留下伤痕。他们很成功，我的身上没有伤痕，连淤青也没有。他们很高兴。其中一个长脸的家伙问我服不服？我说服什么？他笑了，你这小子到现在还不知道服什么？我说我要我的工钱。他说你他妈的要是明白，你就赶紧滚蛋。他们扒光了我身上的钱，把我装上车，载到离工厂几里外的荒地上扔下车，警告我要是在回来找事就打断我的腿。”
黄百义说到这停了下来，脸上带着一丝愤怒的微红“那最后您怎么办了，还有您妹妹呢？”我难抑好奇的问道，同时心里也充满的愤怒和同情。